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示，该数据同比增长23.3%，增幅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扩大0.3%和6.9%，涨幅创12年来新高。扣除通胀因素，7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大约在15.9%。

    这一数据，的确令人鼓舞。不过，有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初步实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未免过于乐观。

    应该看到，在CPI商品篮子中，各商品的权重设置本身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与当前居民的消费结构不太吻合，或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自年初南方出现冰冻灾害以来，有关部门除对石油等要素价格实行价格管制外，还对一些关系居民日常生活的其他商品也实行了临时价格管制。因此，用剔除7月份CPI数据来推算出的7月份或前7个月的实际增长率，并不完全准确。

    今年以来，由于资产价格理性回归和通胀原因，居民的存量财产性收入受到了侵蚀，即存量财富的单位购买力下降。在居民增量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工资增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同时，中国经济下滑趋势逐渐明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意味着此后一段时间里，即便是维持目前的全社会消费品总额增长率，难度也会很大。

    而从总量上看，最终内需占GDP的比重一般都维系在35%左右，最近内需有所提高，也仅占国内GDP比重的39%左右。比较而言，新兴经济体印度的消费占其国内GDP比重为50%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则达到70%以上。种种情况表明，对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出新高，还不能盲目乐观。

    显然，为了改善内需仍然相对疲软问题，目前社会上形成了许多共识。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发展多层次的分配与再分配体系；完善和健全社保福利体系；由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财政预算更多向民生、公共项目倾斜；加快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完善企业税前抵扣范围，允许工资全额在企业税前抵扣，提高个税起征点，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征收手段；等等。

    这些建议富有建设性，也是启动内需必要的改革前提。但同时不可或缺的，还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不难发现，自2003年以来的这轮经济高速增长，从动力上看，内需相对稳定。而出口增长越快，投资增速也将加快，GDP增长也就越快——三者几乎呈明显的正向关联函数关系。

    加入WTO以来，中国自身要素资源不能完全满足经济每年增长9%或更高的发展需要，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稳定。这一阶段中，中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优势，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比较优势和要素价格管制带来的制度性红利。

    这种比较优势所产生的惰性，最终变成了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直到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在国际经济生态链条上处于制造业底端，中国制造所产生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中国制造业要在微薄的利润中获得发展，必须依靠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以规模化经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这就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且投资与出口正向关联的成因。

    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民收入过度向政府与企业倾斜。即一方面，中国税种结构主要以流转税为主，而非所得税，因此投资和出口越多，财政收入就越大，另一方面，投资越大，企业规模效应越容易体现，企业可以在劳动者生产效率保持不变下通过投资规模效应而获得利润。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重工化，单位GDP所提供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若目前的“打工经济”模式没有质的改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受到压制。劳动者很可能更难以分享到GDP增长的好处。

    很长时间以来，在国民收入中，劳动力工资收入呈现出了爬行向下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工资增长持续性地出现了低于GDP增长速度的现象。最终，内需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一直处于有需求无能力的僵持局面。而内需启动乏力反过来再次促使中国经济加大对投资与出口的倚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从经济增长模式看，中国当前仍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污染、高产出而低收入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中国经济若无法有效改变“打工经济”的粗放模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那么，要想实现内生的，可持续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格局，将十分困难。